8月7日上午9点30分，华盛顿F街1724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总部1楼的会议室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听证会就在这里正式开始。

　　会议室里只安排了40个座位，但根据本报记者观察，里面已经挤进了100多人，就连中方企业代表团的一些成员，也只能站在后排。

　　这是一场联席听证会，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商务部、劳工部、财政部5大部门的7名官员联席主持，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办公室主任Tim Stratford担任主席。

　　听证会一共安排了9组证人出席作证。9点35分，特保案的原告方(美方)开始作证。10点20分，中方开始作证。中方企业的委托律师司布纳(David Spooner)首先出场。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文英紧随其后。

　　徐文英一头短发，身着一套白色套装出席听证会，她的英文非常流利，听证会现场与各方代表沟通毫无障碍。

　　听证会一开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向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发问:为什么美国轮胎企业没有参加特保诉讼?此后商务部和劳工部的官员也反复就此问题发问。

　　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回答:因为他们也通过设在中国的工厂向美国出口轮胎，轮胎特保措施也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美国轮胎企业这个理论上的“原告”的缺席，就构成了美方的死穴。

　　华盛顿夜未眠

　　在9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轮胎特保案作出最终裁决之前，这是最后一场公开听证会，也是中国轮胎企业争取奥巴马支持的关键时机，徐文英在听证会上作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答辩成功，则保住20家中国轮胎企业和20万中国产业工人。答辩失败，则可能让中国更多产业面临特保威胁。

　　原告方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后简称美国工会)不敢轻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曾4次否决特保建议。眼看特保条款在2013年即将生效，与美国工会关系密切的民主党执政之后，工会就迫不及待要使用这一“杀手锏”。

　　中美控辩双方此次是针尖对上麦芒，都在为了7日举行的听证会全力以赴。直到8月7日凌晨，原告钢铁工人协会公共事务主管哈伯德(Gary Hubbard)和中方企业的委托律师司布纳(David Spooner)仍在回复本报记者的邮件。

　　徐文英当晚也在挑灯夜战。因为在与美国核心政府部门会面三天之后，她发现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复杂。

　　8月6日深夜10点，徐文英在电话中告诉记者:“难点在于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支持，一半的人反对，最后的决定只能由总统来做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疲惫和焦虑。

　　美国政治困扰中国证人

　　8月4日，徐文英怀揣着说服奥巴马的文稿，与另外8名中国轮胎业代表赶赴华盛顿去“讨个公道”。但三天之后，她不得不仔细思考如何从政治上说服奥巴马。

　　“我们现在不考虑败诉的可能性，起诉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我们希望奥巴马不要使用特保措施。”8月4日，徐文英在华盛顿对中外记者表示。

　　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判定中国输美消费轮胎进口激增，威胁或扰乱美国产业的国内市场，建议总统奥巴马使用特保条款，在未来三年内对该类产品征收55%、45%和35%的关税。

　　在9月17日奥巴马作出最终决断之前，中国轮胎业必须说服他放弃特保措施，这是中国轮胎业反特保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

　　此行美国，徐文英和其他中国轮胎企业人士为说服奥巴马准备了充分理由。

　　中方明白，奥巴马最关心的是美国就业。因此提出，如果美国执行特保措施，将有可能削减更多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只有约2万名轮胎产业制造工人，但是下游的轮胎销售等环节却有多达10万的产业工人。”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长范仁德说。

　　中国还利用此前小布什否决特保案的理由说服奥巴马。小布什总统在位期间四次否决特保案，理由都是“本案使用特保措施有损美国整体经济利益”。

　　此次，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等四家商会和涉案企业致信奥巴马表示，反对该案的美国利益集团比支持者还多。信中写道:“我们想请总统先生注意，提出该案申请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仅获得不足半数轮胎工人的支持，美国的轮胎生产企业没有声称因中国轮胎产品进口而遭受损害;代表美国轮胎产业生产、批发、零售、售后服务、翻新、回收等企业和工人利益的美国轮胎工业协会(TIA)，已明确表示反对特保措施;美国著名智库凯托研究所等机构也认为限制中国轮胎产品进口弊大于利。”

　　但是在会见了美国贸易、商务、财政、外交部门的官员之后，徐文英听起来似乎比先前多了几分不确定。

　　“这场案子的结果将由政治而非事实来决定”。一位曾代表反方参与此案的美国经济学家日前告诉本报记者。

　　这一变数也给徐文英带来了更大压力，一直到8月6日深夜10点，她还在反复修改出席听证会所用的证词。

　　轮胎企业缺席成美方死穴

　　即使这场贸易争端已经逐渐演变成一场美国式的政治博弈，中国也不是毫无胜算，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对方的死穴进行反驳。

　　华盛顿资深贸易律师费尔德曼(Elliot Feldman)向本报记者指出，美国原告方的死穴在于缺少轮胎生产企业的支持。费尔德曼主攻国际贸易法，曾经为中国政府当过顾问，也曾在加拿大议会就美加之间的贸易纠纷出庭作证。

　　“中方在答辩时应首先强调美国轮胎生产企业没有在美国扩产计划。”他认为这一点是美方的软肋所在，中方应该围绕这一点进行反驳。

　　美国调查特保案件的法律根据是美国贸易法之中的“421条款”。费尔德曼说:“按照法律规定，在使用421条款时，美国产业必须要出具适应计划”。费尔德曼进一步解释道，421条款的目的是在美国产业受到进口的伤害时，运用特保措施给予其最长三年的缓冲期。在这期间，美国产业界必须要“出具适应计划”，也就是进行调整，以保证在三年之后有能力应对进口激增。

　　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上最为蹊跷的是，美国四大轮胎公司这些最直接的“受害者”，却至今没有发出声音。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轮胎特保诉讼，更不用说出具适应计划。

　　缺席的美国轮胎企业，也别有苦衷。中方参与案件的人士曾私下向记者表示，这些企业的难处在于:一方面，他们在中国有工厂，将产品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也有工厂。因此他们在特保案中处于两难境地。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信息，在目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涉案轮胎中，有15%都来自美国轮胎企业设在中国的工厂。

　　美国钢铁工人协会是不可能拉这些企业入伙的。据哈伯德介绍，美国轮胎生产企业和该协会目前关系紧张。该协会希望借特保案给企业压力，迫使他们停止将美国工厂关闭或外迁。由于缺了美国轮胎业这个主角，费尔德曼认为这个特保案中，中方的对手其实都是纸老虎。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方面在早先预备的证词中，并未强调美国轮胎业缺席诉讼，无法“出具适应计划”这一死穴。费尔德曼律师在读过中国五矿化工产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致USTR证词之后指出:“我是在看到材料的第20页才看到这样的表述的，它应该出现在第一页!”

　　费尔德曼指出，光找到对方死穴还不够，中方还要给美国总统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要辩护成功，你不要向总统叫板，而要给总统出主意，使他能够做出对中方有利的建议。”

　　中国目前的态度是反对美国总统使用特保。与其堵，不如疏。“中方与其提出反对特保，不如承诺采取一些行动来支持贸易适应帮助。”费尔德曼建议。

　　贸易适应帮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是指美国政府为因为国际贸易而受损害的国民提供的资金和再就业援助服务。它是减轻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工人冲击的一个重要途径。

　　“你(中国)的目的，是希望奥巴马最终能够对工会说:我很愿意帮助你，但你没有给我适应计划，那我就不能使用特保措施，但是我可以使用贸易适应帮助措施。”费尔德曼说。